隨看隨想
『語文教育』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語文究竟是『普通』的還是『專門』的，是『應用』的還是『美術』的？我們跟隨陸胤先生的研究眼光，重返清季『國文的創生』，會發現今天熱議的諸多語文問題，在學科創生之初就開始了。
重讀當年的爭論，對思考今天的語文問題很有啟發性。
《孟嶽》
除了『普通』『專門』之別，清季還流行著將國文教育區為『應用』『美術』兩個層次的議論。
光緒三十三年，實業家張謇在通州中學設立『國文專修科』，同時致信師范諸生，指出國文有『適用』與『美術』二途。
針對張之洞的存古學堂方案和蒯光典在上江公學『令人治《說文》《文選》』的先例，張謇認為二者『一以治高尚之學派，一可習博贍之文詞，意各有在，下走未遑也』；其國文專修科『專為養成社會辦事書記之才』，重在奏議、箋牘、記敘等應用文體的研習。
隨後，列名商務印書館《最新國文教科書》校訂者之一的高鳳謙，亦撰文指出『應用文字』與『美術文字』的區別：『應用之文字，所以代記憶，代語言，茍名為人者，無不當習知之，猶饑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學，不能一日或缺也；美術之文字，則以典雅高古為貴，實為一科專門學，不特非人人所必學，即號為學者，亦可以不學』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之間，西洋美學話語在新學界迎來了一個傳播高潮，註重情感作用的近代『純文學』理念也以『美術文』為媒介得以導入。
凡此都有可能構成張謇、高鳳謙立論的背景。
不過，回到清季讀書人身處的文字環境，兩種國文教育並不總能界限分明：書札公牘的『浮文虛套』未必無助於『應用』，古詩古文又豈能自外於初學啟蒙？究極言之，『適用』的標準如何確定？『高古』與『淺近』的分界又在何處？這些問題的答案均非確鑿無疑。
所謂『專門美術』與『普通應用』的對立，有時候更像是文學工具論壓力下造出的一種神話。
與近代『文學』觀念轉換的大勢不盡同步的是，清季國文教育的專科化並不必然通向『純文學』或『美文學』的方向。
從小學堂的識字、習字課程到大學堂『中國文學研究法』所列歷代書體、古今音韻、名義訓詁等課目，無不顯示音韻、文字、訓詰、書體等傳統『小學』內容仍為新教育體制中『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式文學教育還吸收了外來的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知識，其所取法，大致相當於西洋古典語文學的范圍，亦非18—19世紀西歐浪漫主義興起後的『純文學』概念所能籠括。
即便單從詞章領域來看，清末時期國文學科的規劃顯然忽視了浪漫主義文學秩序中處於核心地位的詩歌、小說、戲曲等文類，傳統的詩賦課作也遭到抑制。
抵拒『純文學』文類並壓抑創作的傾向，既有學制規劃者主觀認識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科舉傳統帶來的逆反心理。
晚清趨新論者常將舉業流毒與溺志詞章之習捆綁在一起批判，新學制在張揚『中國各體文辭』的同時，亦須小心翼翼地與科舉習氣劃清界限。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近代西方文類秩序中相當邊緣的『文章』一類，卻憑借其教學傳統和實用功能長期占據著國文教育的主體。
清代桐城一系古文家多任教於書院，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新政時期吳汝綸及其門人參與教育規劃，更使古文義法之說和《古文辭類篹》《經史百家雜鈔》等古文選本在新學制下仍被奉為典范。
在清季朝野新舊各派對於文體的多樣化訴求之下，韓愈以迄清代桐城派所標舉『古文』的靈活性反而得到了激發：古文既可憑借『體段筆法』通向科場時文、新學策論，又能以其跨越時空的通用性充當報章時評的文字基底，甚至成為接引、翻譯西學新說的媒介，被認定為傳統詞章中『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
古文家在教學實踐中還形成了一套『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的次第，輔以諷誦、圈點、批校等行之有效的傳習手段；自字句篇章之表到神理聲氣之微，古文之學貫通了『普通』與『專門』『應用』與『美術』，且依托科舉傳統和書院體制葆有深厚的教化基礎。
其在國文教育發軔期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不隻是國粹思潮或保守立場的產物。
清季新學堂甫立之際，國文教育的專科性更多體現在學制設計和教科書、教學法的規劃，帶有理想化的色彩。
而在現實當中，受制於學堂經費、規模、師資，國文一科常與其他學科交錯；以國文涵納各科知識，亦是新辦蒙學堂、小學堂較為普遍的策略。
特別就教師來源而言，清末師范教育剛剛起步，各學堂國文師資多取自具有科舉功名的地方士人，甚至直接聘用書院教習或塾師。
這些文士的知識背景無論新、舊，均非專為國文一科準備；他們往往在新學堂中兼任多門課程，亦不以『國文教員』的身份自限。
如蔣維喬早年曾在江陰南菁書院肄業，光緒二十九年起擔任愛國學社、愛國女校『國文教科』，同時兼講歷史、地理。
浙東瑞安士人張棡早歲浸淫於古文及經世之學，曾為坐館塾師：光緒未試辦新學，先是在自辦小學堂中課蒙、演算，光緒三十三年起擔任瑞縣中學堂西史、地理、修身、國文等課；兩年後，又就溫州府中學堂之聘，先後輾轉於中史、國文、經學、修身各科。
張棡的例子說明國文教師不僅多兼他科，有能者甚至可以在中、小學不同學程之間穿梭無礙。
這種『兼科性』固可視作應對師資不足、師范未備等狀況的權宜之計，卻也未嘗不出自新式文學教育作為科學知識津梁的內在要求。
學制頒佈以前，民間新學堂『讀書科』和『讀本書』之兼包各科自不待言，即便在國文一科確立以後，國文教科書依然容納了『天文、地理、地文、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化學及歷史、政法、武備』等各科素材，意在『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識』。
在這樣的期待下，不能兼通各科反而成為舊日詞章之士轉型為國文教師的障礙。
前述浙人張棡的內兄林駿，同樣身為鄉間塾師，即稍欠缺其妹夫的應變能力。
光緒三十四年，林駿到一女學堂兼課國文，『中論月球真體，借日而光，朔望盈虧，各有定數雲雲，因倉猝任教，未獲預備，隻按圖譜略為解說，然理未明透，心猶耿耿也』，回寓後翻閱《天文圖說》《地球圖說》等書作為補習。
可見國文課程中新學內容對舊塾師造成的壓力。
《選自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
《中國教師報》2023年01月0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