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烽火戀情》一書，由中國民族博覽雜志社紅船編輯部、北京開國將軍後代合唱團《烽火戀情》專刊編輯部共同出品。本書18萬字左右，共收錄了三十多位開國將軍子女撰寫的文章，生動詳細地描繪了父輩在戰爭年代的婚姻故事，講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經歷。
紅船編輯部於每周三、每周六連載《烽火戀情》。
父親出生在山東魯西南的曹縣，而母親出生在山東膠東的蓬萊。
雖然出生在同一省份，但是在交通欠發達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相距千裡的他們相識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在那個民族危亡的年代，抗日烽火燃遍齊魯大地，父親和母親不約而同走上抗日戰場，才有了姻緣的機遇。
在抗日前線他們相遇相識，在並肩戰鬥中相知相愛，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最終成為革命伴侶。
在不同時期分別走上革命道路
父親1911年2月出生在山東菏澤曹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爺爺孫占河祖上幾代貧窮，又是家裡的獨苗，他希望當長子的父親能繼承祖先的香火，爭取有個翻身之日，給父親取名孫繼先。
曹縣古稱曹州，自古民風強悍，尚武好義，父親年幼喪母，自小拜師習武，為謀生路，1931年參軍，跟隨趙博生、董振堂的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
當年12月參加寧都暴動，加入紅軍，從此獲得新生，走上革命道路。
在紅軍隊伍裡父親懂得了求解放就要跟著共產黨走，1932年2月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
經過四、五次反圍剿的磨練，父親成長為紅軍營長，長征路上跟著紅一方面軍，血戰湘江、突破烏江、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走完兩萬五千裡長征路。
全面抗戰爆發後，父親隨八路軍第129師出征抗戰前線，1938年2月率津浦支隊進入山東，揮師冀魯邊，挺進魯西北，陸房突敵圍，轉戰魯中南，1939年11月津浦支隊與山縱二支隊合並成立新的山東縱隊第二支隊，父親任支隊長。
母親1923年7月出生在山東膠東蓬萊縣一個手工勞動者家庭，母親出生排行老五，姥爺為她取名劉秀芳。
母親的哥哥劉馨遠中學畢業後在蓬萊縣一個鄉村小學任教員，1936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參加了膠東地區的抗日武裝起義，他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營職指揮員。
在哥哥劉馨遠的影響下，母親參加了識字班，接受到了『抗日救國、匹夫有責，寧死不當亡國奴』的抗戰思想，剛滿15歲的母親產生了參軍抗日的想法。
1938年11月，在哥哥的幫助下，母親瞞著姥爺姥姥改名劉健，離家參軍走上革命道路。
在山東縱隊五支隊軍政學校學習了兩個月後，又報名踏入山東縱隊魯迅藝術學校《簡稱『魯藝』》，戰時流動辦學的『魯藝』經常要過敵人的封鎖線，有時身邊的同志會有流血犧牲，年齡小個子矮的母親為了鼓舞自己勇敢不怕犧牲，自己改名叫劉祝勇。
1939年上半年，『魯藝』來到沂水縣，五月日本鬼子開始大掃蕩，在艱苦的反掃蕩期間，母親積極宣傳群眾，主動參加戰鬥，擔負前送彈藥後送傷員的任務，表現突出榮記二等功。
1939年6月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到山東縱隊宣傳大隊當宣傳員，1939年初冬季節，又調到山縱二支隊宣傳隊。
山東縱隊第二支隊
是兩人婚姻的起點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一個是抗戰初期的女八路，他們在不同時期分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9年11月一起來到山東抗戰隊伍——山東縱隊第二支隊《簡稱山縱二支隊》，這是他們人生道路上的交叉點，也是姻緣產生的起始點。
據父母的戰友講，那個時候父親任山縱二支隊支隊長，是個作戰勇敢、威武沉著的軍事指揮員，母親是支隊宣傳隊隊員。
當時父親經常到宣傳隊做鼓動工作，講紅軍光榮傳統和戰鬥故事，也是從那時認識了個子不高、白凈圓臉、性格剛強、上進心強、一臉清秀的母親。
母親也從內心仰慕這位經過長征、能帶兵打仗、群眾威望高、具有軍人標準姿態的老紅軍。
父母認識之後，1940年3月至10月，母親去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女生隊學習，由於學習工作表現突出，並評為模范黨員。
這個時期，父親經常能在戰鬥間隙休整時見到母親，他們之間相互增加了了解，逐步產生了愛慕之情。
1940年9月，山東縱隊第二旅成立，父親任旅長。
當時幹部結婚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要滿足『二五八團』三個條件：一是年齡25歲以上，二是軍齡8年以上，三是職務團職以上。
父親已經符合這三個條件。
11月，經上級組織批準，父親和母親在沂水縣辛莊正式結婚，婚禮辦得十分簡單，但也特別熱鬧。
結婚後母親調到山縱二旅秘書處工作，跟著部隊奔赴濱海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
抗戰時期把三個孩子
寄養在老百姓家裡
結婚生孩子是人生一輩子的大事，也應該是喜事，但在抗日戰爭動蕩時期，作為經常要行軍打仗的母親來說，卻是很艱難甚至是很殘酷的事情。
1941年，父親率領山縱二旅部隊在濱海地區反掃蕩，母親當時懷有身孕，堅持跟著部隊行軍打仗。
秋天，日軍開始掃蕩時，父親和母親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們的大姐在濱海莒縣一個小村裡出生了，為了記住濱海鬥爭時的艱難歲月，母親給大姐取名叫濱海。
由於部隊流動性大，幾乎天天要轉移，母親生完大姐不能休息，也沒有奶水，大姐濱海出生後就被放到老百姓家裡寄養。
一開始把大姐放在後勤兵工廠一對夫婦家，這對夫婦有點怕事《當時收養八路的孩子有殺頭的危險》。
後來，通過黨的地下組織聯系，把大姐轉移到葛湖附近一個小村婦女會長家裡寄養。
沒過多久，由於漢奸告密，出生幾個月的大姐和她的奶媽一起被帶到莒縣日本據點。
最後，不到周歲的大姐被折磨致死，父親委托地下黨組織將帶大姐的奶媽營救出來。
母親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裡十分難過，但她沒有掉一滴眼淚，反而更增加了她抗日的決心。
1942年8月，母親隨父親調到115師教導一旅，在政治部組織科當幹事。
11月，部隊正值反掃蕩期間，隨時都有戰鬥發生，十月懷胎的母親也隨時都有生產的可能。
母親隨部隊行至蒙陰與平邑交界的小村時二女兒出生了。
由於當時衛生條件有限，又值行軍作戰期間，生下二姐後母親高燒不退，行動完全要靠戰友攙扶。
一天，為擺脫日軍拉網式的掃蕩，部隊在天寶山崎嶇的山路中行進，母親拖著虛弱的身體，即便是在戰友的幫助下，還是跟不上部隊行進速度。
母親毅然從戰友手中奪過兩顆手榴彈，對攙扶她的戰士說：『我實在走不動了，你們快走吧！不能因為我拖累部隊，連累你們。
我躲藏在山上的石縫裡，如果敵人來了，就與他們同歸於盡』。
這時，旅後勤衛生隊長薛浩叔叔剛好趕到，連勸帶拉，生抬硬拽，最終把母親帶到了部隊宿營地，免於一難。
為紀念這段歷史，母親給二姐取名『隨生』，意寓：隨著部隊行進，隨時隨地就生下來的意思。
面對殘酷的戰爭現實，部隊隨時都在運動和轉移，兒女的養育沒有更多的選擇，二姐隨生還是同大姐一樣，寄養在平邑縣白彥鎮附近一位農民的家裡《二姐1948年年底接回來，後隨部隊南下過長江，解放前夕1949年9月，在敵機轟炸寧波時喪生》。
1944年下半年，父親調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任司令員，母親在分區後勤工作。
12月下旬，父親與母親的第三個孩子在安邱泥溝子村出生，由於這天農歷節氣正值立冬，取名冬生。
為了不影響工作，父母還是將剛出生3個月的孩子寄養在老百姓家裡，直到抗戰最後勝利。
解放後有人問父母：你們在抗戰時期把三個孩子都寄養在老百姓家裡，不想他們嗎？
『怎麼不想，做夢都在想，當時打日軍是第一位的，不把日軍趕出中國，我們就不能安穩生活。
三個孩子都生在山東，都放在老百姓家寄養，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山東老百姓的養育之恩』這是父母的心裡話，也是戰爭年代革命家庭的特殊內涵。
【作者：孫東寧】
孫繼先
孫繼先《1911-1990》，山東曹縣人。
1931年參加紅軍，193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紅軍連長、營長、團參謀長、師參謀長。
長征途中在安順場親自挑選並帶領奮勇隊成功強渡大渡河；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團參謀長、支隊長、旅長、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師長、縱隊副司令員、縱隊代司令員、野戰軍軍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兵團參謀長，軍事學院高級系主任、戰役系副主任，志願軍兵團副司令員，導彈基地司令員，國防部五院副院長，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劉祝勇
劉祝勇《1923-2009》，山東蓬萊人。
1938年11月參軍，193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時期，先後在山東縱隊五支隊軍校，山縱『魯藝宣大』學習，曾在山縱二支隊、二旅、教一旅、山東軍區後勤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曾在魯中三軍分區、華野三縱留守處、22 軍衛生部等單位工作；解放後，在浙江軍區幹部部、華東軍區司令部、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等單位工作，1955年轉業到地方，曾在中共南京市委辦公室、北京機引農具廠、國家農業機械部、一機部農機組等單位工作，後在農機部設計總院、科教局、科技局、計財局工作。
1982年12月按局級待遇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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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張喜斌
